充不完的臺灣價值:我們為什麼要讀臺灣文學史?(下)

上一篇訪談,提及朱宥勳在臺灣文學領域的嘗試與思索。這一切最終也許都將回到同一個問題上面:臺灣是什麼?臺灣的特色、價值又是什麼?對這塊土地上的人來說,這裡是從小生長的地方,也可能是夢想曾經發芽、落地的地方,但這塊土地的過去是什麼面貌,未來又將何去何從,有太多面向需要整合、討論。為了回應這些,研究臺灣文學史的人們一直在想辦法從中挖掘更深刻的意義,也一直在思索新的角度、詮釋的姿態。關於這些,朱宥勳發下宏願,在將來,終有一天他要寫一本屬於這個、下一個世代的臺灣文學史⋯⋯

?觸動內心最軟的一塊

希望寫一本新的臺灣文學史,來自朱宥勳對於臺灣的一個願景:

「以前參加文藝營,打開眼睛看到的全是國外的翻譯作家,那些作家當然都很厲害,作品都很優秀,但能不能夠讓比例稍微調整一下呢?如果在美國、日本,對他們的創作者、讀者來說,最重要的代表作家肯定都是美國作家、日本作家。

回望臺灣,未來我們的創作者或讀者,我希望在談到文學時,他們腦袋中浮現的第一批先發名單,十個人裡面起碼要有一個臺灣作家的名字。」

朱宥勳認為,純粹從技術和藝術性去欣賞,這個世界上厲害的作品太多了,但真正能夠觸動他「內心最軟的一塊」的,有時候卻只能是臺灣的作品。

例如郭松棻〈草〉(收錄於《奔跑的母親》)中的一個場景:

夏日一個有風的晚上,父親從酒裡醒了過來而談起他和母親早年的一段往事,這使得妹妹開心得流出了眼淚。睡覺以前,妹妹從灶腳拿來了一把火扇,興奮地追打著滿屋子瘋狂亂飛的蟑螂。「這些瘋蟑螂。」妹妹邊打邊這麼叫,她的聲音充滿了為那段往事的感動。那是小學的時候,你和妹妹還睡在一起。那晚你呼吸著蟑螂的腥臭而胸口漲得滿滿地沉入睡眠。

「故事裡的妹妹因為父親的清醒而感動,突然很有活力的開始打蟑螂,一邊打一邊罵,非常有力氣、有朝氣的啪啪啪一直追打蟑螂,明明屋子裡飄著蟑螂屍體腥臭的氣味,但在那個屋子裡的人,卻覺得明天會變得更好。我覺得那個瞬間,雖然是窮人家,不會有什麼華麗的場景,但這個窮人家的人們打起精神來撲滅家裡的害蟲,想讓家裡更乾淨一點,平常低迷的家中,開始能夠振奮認真的面對生活。

這種超奇怪的場景,這種細節很難再去其他國家找到,是只能發生在臺灣的場景,是人文、自然和社會環境的奇怪的綜合。」

這樣的細節在朱宥勳看來,是「文學超越技巧的層面」,其中的文化特徵甚至無法輕易向外國人解釋。臺灣人也許會覺得這場面很衝突,不過也不至於無法理解,但這樣的文學,卻很難被不同文化脈絡的讀者認識。

朱宥勳希望有這麼一塊「最軟的地方」,能夠留在文學讀者的心中。

?如何讓世界看見臺灣?

雖然臺灣文學對於臺灣的讀者來說,有因為文化脈絡而產生的特殊情感,但如果放到世界文學之中,臺灣的定位又是如何呢?臺灣有作家具備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實力嗎?

朱宥勳認為,在現代詩之中,楊牧是較有可能的大師。而在小說方面,他也私心推薦郭松棻,「雖然作品數量太少,強度來說是可以的。」

不過朱宥勳也由這個問題延伸,指出雖然能夠稱得上世界級大師的人可能不多,但「如果再往下一級,考慮的是在文壇的一線作家,從臺灣和其他國家的『領先者集群』來比較,我覺得可能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強一些。」

朱宥勳認為,臺灣在現代詩與小說上的表現,是比較容易和國際文壇競爭的。戲劇領域的形成較晚、累積較少;散文則是非常華人傳統的文體,其他文化沒有,因此不存在能夠比較的競技場。

他舉例說,去年他閱讀美籍台裔作家游朝凱的《內景唐人街》,「哇這就是張大春在寫種族議題啊」,或者是前陣子風行的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,他也覺得臺灣有李屏瑤寫的《台北家族,違章女生》能夠對應,不遑多讓。

因此,綜觀世界文壇,其實臺灣文學在技術或內容上,並不存在「不夠強」的問題,在討論「戰力表」或是「誰能得諾貝爾文學奬」時,必須探討的是背後因素,也就是「臺灣文學如何被看見」的問題。

「臺灣文學推不出去,外在因素大過於作品內部的因素。」在戒嚴時期,因為政治環境與國際局勢的影響,如果西方人想要理解中文作品,必定是往中國文學的領域探索,因為「政治代表性比較大」。而到了當代,縱使依然受到國際地位影響,另外一方面,臺灣也缺乏如韓國一般的文化輸出能力,依靠自身努力,以及好的策略,將自身文化傳播到全世界。

因此,臺灣文學如果要「被看見」,其實是外在環境因素必須被克服,「我們的困難是要把這些客觀的現實條件一個個拆除。」

雖然國際局勢無法依靠自身力量扭轉,朱宥勳仍然覺得,近幾年臺灣文學的能見度其實有所提升。包括政府發展的文學外譯計畫以及民間的努力,例如最知名談國際版權的譚光磊,就讓許多臺灣作品出現在國際書市,「過去臺灣是每一個世代有一個代表,七八零年代是李昂,後來是吳明益一直很厲害,但像是今年蕭瑋萱《成為怪物之前》入選坎城影展的提案單元,並授權給德國知名出版社Suhrkamp,好的表現越來越多。」

也許對很多臺灣人來說,只看到出版寒冬,認為這個時代寫書不值錢,更不可能有前途。但放眼世界,這些文化產業正蓬勃發展,以更多元豐富的樣貌出現在世人眼前。而事實上許多臺灣作品早就在國際上嶄露頭角,這些都是非常值得驕傲的。

?從文學獎的改變開啟更多元的可能

除去如何將作品輸出的問題需要被關注,內部結構性的限制也是需要被重視、改變的。

「要和全世界相比,臺灣還有一個許多小文學都存在的問題,是多元性不夠。」朱宥勳指出,一方面是作家的數量與出版量有限,二是作家的同質性太高,而很大的因素來自文學獎。在戰後發展起來的文學獎制度,其實對於文學品味的形塑有著深遠的影響,過去兩大報文學獎鼓勵了「純文學」的發展,即使從九零年代開始發展出地方文學獎,在文學表現形式上,仍然趨於一致。

這可以從「奬棍」的現象看出,「文學圈很喜歡罵奬棍,到處掃獎,但為什麼奬棍能夠存在,就是因為每一個比賽的標準都一樣,沒有什麼明顯區分。至少要在題材上進行區分,或是做一些有趣的改變。」

他舉最近第三屆葉石濤文學獎的嘗試為例,創辦以來只取一名的短篇小說獎,今年更開放「已發表」的作品投稿,朱宥勳就覺得很好玩、很ㄎㄧㄤ。可以預期的,這樣的規定可能會讓一些未經文學獎就發表的作品、更多已發表的非文學獎作品加入角逐,打破過往文學獎的限制,開啟豐富的可能性。

又例如鍾肇政文學獎,因鍾肇政最具代表性的是大河小說,最高的百萬首獎長篇小說,規定八萬字以上,但竟然不設上限。「這很有鍾肇政的風格,就是沒有要管你多少字,我覺得超恐怖的。」「不設字數上限」之所以是一種突破,是因為過去文學獎主辦單位是副刊,因此有篇幅上的限制,故多鼓勵短篇小說。然而這個習慣卻延續至今,即便篇幅限制的條件早已不在,文學獎仍以短篇小說為主流,這就是一個能夠被改變的地方。

就如鍾肇政、葉石濤文學獎都是地方文化局創辦,朱宥勳認為不同地方也可以有不同的玩法,例如台北市既然是全台最現代化、最與國際接軌的城市,那麼能不能專門辦理一個國際交流經驗的文學獎?或是用AI等最「潮」的題目,並邀請國外作家投稿,都是可能的玩法。

「一旦地方的分化做出來,制度就能夠鼓勵創作,只要主事者願意接受多元性,在制度上就可以輕易地由上而下改變。」反面案例就是過去文學獎的品味一致,「就像聯考一樣,大家擠同一個窄門進去,擠完了好像可以寫自己的東西,卻已經不知道其他可能性。」因此,一旦可能性被塑造出來,就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。

「有趣的是,最會推版權的譚光磊,因為最擅長推理和奇幻路線,所以先走出去、先有譯本的,都不是純文學,而是有類型元素的,例如陳思宏《鬼地方》,或是蕭瑋萱的作品。一旦破口出現,也可能吸引純文學作家進行不同的嘗試。」

?創新的時代與人文精神的「繼承」

回溯朱宥勳在「文學普及」上的道路,觀察他以各種媒介現身說法,我們甚至能夠看見臺灣近十年網路社群媒體興起之後,「文學」乃至各種學術知識試圖進入大眾視野。他是文學創作者、評論者、「文壇業界人士」、線上課程講師、YouTuber⋯⋯而今在與點堂開設近三年的臺灣文學史課程,

「有一件微妙的事情,我們這些在與點堂開課的講師,大概有過半都算是在網路上蠻活躍、有點聲量的人,所以好像大家對我們的印象會是新媒體、網紅,但實際上來看我們的開課內容,都傳統到不行。大家想像網紅應該要給一些新的、很炫的東西,但來到這裡我們會跟你說,一切的基底就是這些最古典的基本功。」

一開始,是與點堂創辦人陳茻向朱宥勳提出了「我想要在台北市開一個現代私塾」的想法。

「我第一個想到的是錢穆。歷史學界有個傳說,錢穆晚年時在台北找了個地方講學,也沒有備課,就是每天跟大家聊一段,例如今天講《資治通鑑》,或是帶大家讀一段古代史,底下黑壓壓一片慕名來聽的人,有大學生甚至是教授。

以前大學念歷史學時,就有很多個教授喜歡炫耀自己是錢穆的弟子,連研究葡萄牙海上發現史的老師,都說他是錢穆的弟子,其實就是聽過他的課。他的學問與錢穆沒什麼關係,都是自己努力來的,但他們會很得意,會覺得自己跟上了某一種有點古典的精神傳承。

那不是真的在學問上的增進,而是會感覺到在台北有這樣一個地方,在他們的年代,哪怕戰亂也好、哪怕大家都很窮,就是有一個地方讓你感受到一個長遠的人文傳統是沒有斷絕的,而他們能夠碰觸到那個人文傳統。」

與點堂開設的幾乎都是相當古典、人文的課程,朱宥勳認為,也許接續的傳統不同,可能來自本土派,也許是歐陸哲學、傳統中國文學、中國歷史。但其實希望體現的願景,就如朱宥勳在大學時所看見的,那些大學教授希望帶給學生們的:一種「人文精神的傳統繼承」。這也是朱宥勳希望能夠在這個空間裡,帶給學生們的。

這樣的人文精神,是否能夠延續至聽者,也是讓人關心的。朱宥勳一開始非常好奇,會有誰想來上這樣的課程,他發現有兩種學生。

「有一些學生是真的很想知道,關於臺灣的各種事情,所以他是基於臺灣認同出現在這裡,這樣的人就會想聽到更多的名單、書單,更多的事件。」

而另一種學生,則令朱宥勳意識到,這個空間的獨特之處就是「互動」。

「只要我開設任何有關討論的課程,學生討論的激烈程度與反應程度,都遠超在外面開設的課程。也許是帶狀課程有時間熟悉彼此,例如讀寫評工作坊、小說創作課,需要學生互評,都會有很有趣、很刺激的互動發生。

課程討論空間大時,你會看到來的學生,真的會有蠻多意見,或是有所困惑想要處理的人。」

相較於大學的課堂上學生較少發問,或是外面的演講無法深入,朱宥勳認為,這個場域的特別之處,就在於這種強烈的互動性。而與點堂的氛圍,某種程度也可以說是一種人文傳統。

「最古典的人文傳統,像是《對話錄》或《論語》,不就是大家一起散步然後聊著天,而思想的結晶就從其中誕生嗎?」

?放下學術包袱,一起「玩」出學問

認同與點堂的品牌,並希望繼續在這裡上課的人,多少都有一點「特殊性」。這個特殊之處,便在於「不去問這些知識到底有沒有用」,這樣給人的感覺是其他地方很少有的。這裡是一個專門開一些「未必知道要做什麼,但就是會想知道的知識」課程的地方。回顧在外面演講時,總是必須想辦法說出這個題目「哪裡有用」,就算可能只有稀薄的連結,朱宥勳認為這已變成是一種講者的義務——幫主辦單位與聽眾之間建立一個溝通的橋樑,告訴大家「為什麼我要來聽,聽了可以得到什麼,這些內容有什麼用」。

但在與點堂,朱宥勳可以不想有用與否的連結。「我的標準變成,我是真心來分享一個東西,這很神奇吧,這些事件是這樣連起來的。」

他只是很認真的,想告訴聽者一個他的發現。這樣的教學,和大學的課程相較並不會有那麼強烈的學術包袱,但在這裡,可以進行自由度較高的連結,也並不是為了讓學生產生某種學術定見,而是學生可以選擇要不要接受。「其實就是好玩嘛。」

許多文學史的現象,在學術上難以被嚴格的實證,也因此在學院中無法輕易地談論。但在這樣的課堂上,就有較高的自由度能夠將一些隱微的線索連結起來。朱宥勳舉了一個關於戒嚴時期的例子:

「不覺得臺灣戒嚴時期的文壇,軍系作家似乎有點太多了嗎?以為是單純的文學創作,竟有戒嚴時期情治單位的暗影掩蓋其上,不會哪裡覺得毛毛的?這些軍系作家,是不是可能都帶著某個政治任務?」

朱宥勳懷疑,是否其實真的有擔任過特務的作家?尤其是出自政戰體系的作家,例如鄉土文學論戰之中,在關鍵政治時刻時表態的作家,可能都扛著某種政治責任。例如鄉土文學論戰之中,最後定論並終結的,是國防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,這代表文學領域相關的情報控制,是政戰體系掌管的。

另外朱宥勳更舉出一個佐證,他認為,賴香吟的小說〈清治先生〉,雖然寫得很曖昧清淡,但似乎暗示了主角蘇清治其實是被情治單位吸收的線人,但是個善良的線人,會在這個身分中趁機保護別人。小說中隱微地敘述,卻彷彿揭露了一個線人是如何養成的。

學術上,這些推斷絕對都「缺乏足夠證據」,但在與點堂的課程中,可以當閒聊般談論難以論證的觀點,讓大家都能更輕鬆、從容地討論問題。這些討論雖然寫不成學術論文,但見解卻未必不深刻。

也許,這些課堂上的積累,也正默默滋養了這塊土地吧。期待這些人文精神的種子,有一天都長成好看的大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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