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一篇訪談，提及朱宥勳在臺灣文學領域的嘗試與思索。這一切最終也許都將回到同一個問題上面：臺灣是什麼？臺灣的特色、價值又是什麼？對這塊土地上的人來說，這裡是從小生長的地方，也可能是夢想曾經發芽、落地的地方，但這塊土地的過去是什麼面貌，未來又將何去何從，有太多面向需要整合、討論。為了回應這些，研究臺灣文學史的人們一直在想辦法從中挖掘更深刻的意義，也一直在思索新的角度、詮釋的姿態。關於這些，朱宥勳發下宏願，在將來，終有一天他要寫一本屬於這個、下一個世代的臺灣文學史⋯⋯
?觸動內心最軟的一塊
希望寫一本新的臺灣文學史，來自朱宥勳對於臺灣的一個願景：
「以前參加文藝營，打開眼睛看到的全是國外的翻譯作家，那些作家當然都很厲害，作品都很優秀，但能不能夠讓比例稍微調整一下呢？如果在美國、日本，對他們的創作者、讀者來說，最重要的代表作家肯定都是美國作家、日本作家。
回望臺灣，未來我們的創作者或讀者，我希望在談到文學時，他們腦袋中浮現的第一批先發名單，十個人裡面起碼要有一個臺灣作家的名字。」
朱宥勳認為，純粹從技術和藝術性去欣賞，這個世界上厲害的作品太多了，但真正能夠觸動他「內心最軟的一塊」的，有時候卻只能是臺灣的作品。
例如郭松棻〈草〉（收錄於《奔跑的母親》）中的一個場景：
夏日一個有風的晚上，父親從酒裡醒了過來而談起他和母親早年的一段往事，這使得妹妹開心得流出了眼淚。睡覺以前，妹妹從灶腳拿來了一把火扇，興奮地追打著滿屋子瘋狂亂飛的蟑螂。「這些瘋蟑螂。」妹妹邊打邊這麼叫，她的聲音充滿了為那段往事的感動。那是小學的時候，你和妹妹還睡在一起。那晚你呼吸著蟑螂的腥臭而胸口漲得滿滿地沉入睡眠。
「故事裡的妹妹因為父親的清醒而感動，突然很有活力的開始打蟑螂，一邊打一邊罵，非常有力氣、有朝氣的啪啪啪一直追打蟑螂，明明屋子裡飄著蟑螂屍體腥臭的氣味，但在那個屋子裡的人，卻覺得明天會變得更好。我覺得那個瞬間，雖然是窮人家，不會有什麼華麗的場景，但這個窮人家的人們打起精神來撲滅家裡的害蟲，想讓家裡更乾淨一點，平常低迷的家中，開始能夠振奮認真的面對生活。
這種超奇怪的場景，這種細節很難再去其他國家找到，是只能發生在臺灣的場景，是人文、自然和社會環境的奇怪的綜合。」
這樣的細節在朱宥勳看來，是「文學超越技巧的層面」，其中的文化特徵甚至無法輕易向外國人解釋。臺灣人也許會覺得這場面很衝突，不過也不至於無法理解，但這樣的文學，卻很難被不同文化脈絡的讀者認識。
朱宥勳希望有這麼一塊「最軟的地方」，能夠留在文學讀者的心中。
?如何讓世界看見臺灣？
雖然臺灣文學對於臺灣的讀者來說，有因為文化脈絡而產生的特殊情感，但如果放到世界文學之中，臺灣的定位又是如何呢？臺灣有作家具備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實力嗎？
朱宥勳認為，在現代詩之中，楊牧是較有可能的大師。而在小說方面，他也私心推薦郭松棻，「雖然作品數量太少，強度來說是可以的。」
不過朱宥勳也由這個問題延伸，指出雖然能夠稱得上世界級大師的人可能不多，但「如果再往下一級，考慮的是在文壇的一線作家，從臺灣和其他國家的『領先者集群』來比較，我覺得可能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強一些。」
朱宥勳認為，臺灣在現代詩與小說上的表現，是比較容易和國際文壇競爭的。戲劇領域的形成較晚、累積較少；散文則是非常華人傳統的文體，其他文化沒有，因此不存在能夠比較的競技場。
他舉例說，去年他閱讀美籍台裔作家游朝凱的《內景唐人街》，「哇這就是張大春在寫種族議題啊」，或者是前陣子風行的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，他也覺得臺灣有李屏瑤寫的《台北家族，違章女生》能夠對應，不遑多讓。
因此，綜觀世界文壇，其實臺灣文學在技術或內容上，並不存在「不夠強」的問題，在討論「戰力表」或是「誰能得諾貝爾文學奬」時，必須探討的是背後因素，也就是「臺灣文學如何被看見」的問題。
「臺灣文學推不出去，外在因素大過於作品內部的因素。」在戒嚴時期，因為政治環境與國際局勢的影響，如果西方人想要理解中文作品，必定是往中國文學的領域探索，因為「政治代表性比較大」。而到了當代，縱使依然受到國際地位影響，另外一方面，臺灣也缺乏如韓國一般的文化輸出能力，依靠自身努力，以及好的策略，將自身文化傳播到全世界。
因此，臺灣文學如果要「被看見」，其實是外在環境因素必須被克服，「我們的困難是要把這些客觀的現實條件一個個拆除。」
雖然國際局勢無法依靠自身力量扭轉，朱宥勳仍然覺得，近幾年臺灣文學的能見度其實有所提升。包括政府發展的文學外譯計畫以及民間的努力，例如最知名談國際版權的譚光磊，就讓許多臺灣作品出現在國際書市，「過去臺灣是每一個世代有一個代表，七八零年代是李昂，後來是吳明益一直很厲害，但像是今年蕭瑋萱《成為怪物之前》入選坎城影展的提案單元，並授權給德國知名出版社Suhrkamp，好的表現越來越多。」
也許對很多臺灣人來說，只看到出版寒冬，認為這個時代寫書不值錢，更不可能有前途。但放眼世界，這些文化產業正蓬勃發展，以更多元豐富的樣貌出現在世人眼前。而事實上許多臺灣作品早就在國際上嶄露頭角，這些都是非常值得驕傲的。
?從文學獎的改變開啟更多元的可能
除去如何將作品輸出的問題需要被關注，內部結構性的限制也是需要被重視、改變的。
「要和全世界相比，臺灣還有一個許多小文學都存在的問題，是多元性不夠。」朱宥勳指出，一方面是作家的數量與出版量有限，二是作家的同質性太高，而很大的因素來自文學獎。在戰後發展起來的文學獎制度，其實對於文學品味的形塑有著深遠的影響，過去兩大報文學獎鼓勵了「純文學」的發展，即使從九零年代開始發展出地方文學獎，在文學表現形式上，仍然趨於一致。
這可以從「奬棍」的現象看出，「文學圈很喜歡罵奬棍，到處掃獎，但為什麼奬棍能夠存在，就是因為每一個比賽的標準都一樣，沒有什麼明顯區分。至少要在題材上進行區分，或是做一些有趣的改變。」
他舉最近第三屆葉石濤文學獎的嘗試為例，創辦以來只取一名的短篇小說獎，今年更開放「已發表」的作品投稿，朱宥勳就覺得很好玩、很ㄎㄧㄤ。可以預期的，這樣的規定可能會讓一些未經文學獎就發表的作品、更多已發表的非文學獎作品加入角逐，打破過往文學獎的限制，開啟豐富的可能性。
又例如鍾肇政文學獎，因鍾肇政最具代表性的是大河小說，最高的百萬首獎長篇小說，規定八萬字以上，但竟然不設上限。「這很有鍾肇政的風格，就是沒有要管你多少字，我覺得超恐怖的。」「不設字數上限」之所以是一種突破，是因為過去文學獎主辦單位是副刊，因此有篇幅上的限制，故多鼓勵短篇小說。然而這個習慣卻延續至今，即便篇幅限制的條件早已不在，文學獎仍以短篇小說為主流，這就是一個能夠被改變的地方。
就如鍾肇政、葉石濤文學獎都是地方文化局創辦，朱宥勳認為不同地方也可以有不同的玩法，例如台北市既然是全台最現代化、最與國際接軌的城市，那麼能不能專門辦理一個國際交流經驗的文學獎？或是用AI等最「潮」的題目，並邀請國外作家投稿，都是可能的玩法。
「一旦地方的分化做出來，制度就能夠鼓勵創作，只要主事者願意接受多元性，在制度上就可以輕易地由上而下改變。」反面案例就是過去文學獎的品味一致，「就像聯考一樣，大家擠同一個窄門進去，擠完了好像可以寫自己的東西，卻已經不知道其他可能性。」因此，一旦可能性被塑造出來，就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。
「有趣的是，最會推版權的譚光磊，因為最擅長推理和奇幻路線，所以先走出去、先有譯本的，都不是純文學，而是有類型元素的，例如陳思宏《鬼地方》，或是蕭瑋萱的作品。一旦破口出現，也可能吸引純文學作家進行不同的嘗試。」
?創新的時代與人文精神的「繼承」
回溯朱宥勳在「文學普及」上的道路，觀察他以各種媒介現身說法，我們甚至能夠看見臺灣近十年網路社群媒體興起之後，「文學」乃至各種學術知識試圖進入大眾視野。他是文學創作者、評論者、「文壇業界人士」、線上課程講師、YouTuber⋯⋯而今在與點堂開設近三年的臺灣文學史課程，
「有一件微妙的事情，我們這些在與點堂開課的講師，大概有過半都算是在網路上蠻活躍、有點聲量的人，所以好像大家對我們的印象會是新媒體、網紅，但實際上來看我們的開課內容，都傳統到不行。大家想像網紅應該要給一些新的、很炫的東西，但來到這裡我們會跟你說，一切的基底就是這些最古典的基本功。」
一開始，是與點堂創辦人陳茻向朱宥勳提出了「我想要在台北市開一個現代私塾」的想法。
「我第一個想到的是錢穆。歷史學界有個傳說，錢穆晚年時在台北找了個地方講學，也沒有備課，就是每天跟大家聊一段，例如今天講《資治通鑑》，或是帶大家讀一段古代史，底下黑壓壓一片慕名來聽的人，有大學生甚至是教授。
以前大學念歷史學時，就有很多個教授喜歡炫耀自己是錢穆的弟子，連研究葡萄牙海上發現史的老師，都說他是錢穆的弟子，其實就是聽過他的課。他的學問與錢穆沒什麼關係，都是自己努力來的，但他們會很得意，會覺得自己跟上了某一種有點古典的精神傳承。
那不是真的在學問上的增進，而是會感覺到在台北有這樣一個地方，在他們的年代，哪怕戰亂也好、哪怕大家都很窮，就是有一個地方讓你感受到一個長遠的人文傳統是沒有斷絕的，而他們能夠碰觸到那個人文傳統。」
與點堂開設的幾乎都是相當古典、人文的課程，朱宥勳認為，也許接續的傳統不同，可能來自本土派，也許是歐陸哲學、傳統中國文學、中國歷史。但其實希望體現的願景，就如朱宥勳在大學時所看見的，那些大學教授希望帶給學生們的：一種「人文精神的傳統繼承」。這也是朱宥勳希望能夠在這個空間裡，帶給學生們的。
這樣的人文精神，是否能夠延續至聽者，也是讓人關心的。朱宥勳一開始非常好奇，會有誰想來上這樣的課程，他發現有兩種學生。
「有一些學生是真的很想知道，關於臺灣的各種事情，所以他是基於臺灣認同出現在這裡，這樣的人就會想聽到更多的名單、書單，更多的事件。」
而另一種學生，則令朱宥勳意識到，這個空間的獨特之處就是「互動」。
「只要我開設任何有關討論的課程，學生討論的激烈程度與反應程度，都遠超在外面開設的課程。也許是帶狀課程有時間熟悉彼此，例如讀寫評工作坊、小說創作課，需要學生互評，都會有很有趣、很刺激的互動發生。
課程討論空間大時，你會看到來的學生，真的會有蠻多意見，或是有所困惑想要處理的人。」
相較於大學的課堂上學生較少發問，或是外面的演講無法深入，朱宥勳認為，這個場域的特別之處，就在於這種強烈的互動性。而與點堂的氛圍，某種程度也可以說是一種人文傳統。
「最古典的人文傳統，像是《對話錄》或《論語》，不就是大家一起散步然後聊著天，而思想的結晶就從其中誕生嗎？」
?放下學術包袱，一起「玩」出學問
認同與點堂的品牌，並希望繼續在這裡上課的人，多少都有一點「特殊性」。這個特殊之處，便在於「不去問這些知識到底有沒有用」，這樣給人的感覺是其他地方很少有的。這裡是一個專門開一些「未必知道要做什麼，但就是會想知道的知識」課程的地方。回顧在外面演講時，總是必須想辦法說出這個題目「哪裡有用」，就算可能只有稀薄的連結，朱宥勳認為這已變成是一種講者的義務——幫主辦單位與聽眾之間建立一個溝通的橋樑，告訴大家「為什麼我要來聽，聽了可以得到什麼，這些內容有什麼用」。
但在與點堂，朱宥勳可以不想有用與否的連結。「我的標準變成，我是真心來分享一個東西，這很神奇吧，這些事件是這樣連起來的。」
他只是很認真的，想告訴聽者一個他的發現。這樣的教學，和大學的課程相較並不會有那麼強烈的學術包袱，但在這裡，可以進行自由度較高的連結，也並不是為了讓學生產生某種學術定見，而是學生可以選擇要不要接受。「其實就是好玩嘛。」
許多文學史的現象，在學術上難以被嚴格的實證，也因此在學院中無法輕易地談論。但在這樣的課堂上，就有較高的自由度能夠將一些隱微的線索連結起來。朱宥勳舉了一個關於戒嚴時期的例子：
「不覺得臺灣戒嚴時期的文壇，軍系作家似乎有點太多了嗎？以為是單純的文學創作，竟有戒嚴時期情治單位的暗影掩蓋其上，不會哪裡覺得毛毛的？這些軍系作家，是不是可能都帶著某個政治任務？」
朱宥勳懷疑，是否其實真的有擔任過特務的作家？尤其是出自政戰體系的作家，例如鄉土文學論戰之中，在關鍵政治時刻時表態的作家，可能都扛著某種政治責任。例如鄉土文學論戰之中，最後定論並終結的，是國防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，這代表文學領域相關的情報控制，是政戰體系掌管的。
另外朱宥勳更舉出一個佐證，他認為，賴香吟的小說〈清治先生〉，雖然寫得很曖昧清淡，但似乎暗示了主角蘇清治其實是被情治單位吸收的線人，但是個善良的線人，會在這個身分中趁機保護別人。小說中隱微地敘述，卻彷彿揭露了一個線人是如何養成的。
學術上，這些推斷絕對都「缺乏足夠證據」，但在與點堂的課程中，可以當閒聊般談論難以論證的觀點，讓大家都能更輕鬆、從容地討論問題。這些討論雖然寫不成學術論文，但見解卻未必不深刻。
也許，這些課堂上的積累，也正默默滋養了這塊土地吧。期待這些人文精神的種子，有一天都長成好看的大樹。